周静子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回忆幼年时代的往事，不，尤其回忆我幼年时代那短短几年与伯父的同居生活，的确是件快乐的事。我要在这回忆中重新回到那快乐的往事中去，再一次与伯父会见。但是写文章对我来说是件难事，因为自己对于写东西是非常生疏的，再加上自己的健忘，写出来就不会像样子，不过为了纪念伯父逝世二十周年，我就边想边写吧。

我家和伯父在北京同居的时候，我年纪很小，等到懂事了，伯父又搬走了，之后他又久住上海，所以见面也就更难了。

顺便我再谈一下伯父的一位俄国朋友盲诗人爱罗先珂的事情。他曾在我家住过一个时期，他会说很流利的日本语，时常听到他弹琴（小俄罗斯的琵琶）和他的歌声。他虽然双目失明，但是对于一切都很乐观，他很爱游玩，到公园，动物园或庙会（例如护国寺十天两次的市集）去逛，兴致很高。他很喜欢小孩，但是我们见了他就躲避，因为他有很大的力气，他可以把小孩抱到怀里，用他的手叉过来到肚上，再架起来。伯父见了总要问我们：“不很好受吧？”大概伯父看出孩子脸上的表情是不大舒服的。好玩虽是好玩，不过架了之后肚子就觉着痛，所以远远见了他就躲起来，有时不提防被他抓着，那就活该倒霉了。

我记得伯父很不爱剃头。我曾经很好奇的问过他：“大爹，大爹，为什么你老不剃头？”伯父把眉头一皱而后又笑了，说道：“是的，大爹要留长头发，梳你们一样的小辫子呀！”的确伯父是很不好理发的，大概是工作太忙，专心学问的研究，不多想自己的生活吧。总之，在那时伯父给我的印象是，工作紧张，生活朴素，头发很长，态度和蔼。

我从小就很不喜欢听大人们谈话，伯父和父亲的谈话根本就不听，再说也很难懂，对孩子说来是全然干燥无味的。

想起那时家里也实在热闹，人多而且还养着很多家畜，院子里有一个小池养着鱼，蝌蚪和鸭子。因为池边和地面是差不多高低，所以孩子也就容易掉到池子里去，一听到“扑通”的声音，爱罗先珂总是大声的问：“又是哪一个孩子掉进池子里去啦？”他的问就引起大家的哄笑。其他可笑的有趣的事情还很多，已见他所作小说《鸭的喜剧》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伯父工作是很紧张的，白天很少见他，不是到教育部上班，到各大学上课或外出，便是在屋里写文章，差不多每到晚上我们都上床睡觉了，伯父才到我们屋来找父亲谈话。

在同住的那时候，我们是很快乐很热闹的大家庭，兄弟姊妹很多，（那时伯父没有小孩，）家里便买了一对白兔，（见鲁迅小说《兔和猫》，）供我们玩，当然这是我们所欢迎的。大兔生了小兔，更使我们欢喜，然而却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幸。小兔一个一个的被猫吃了，引起了我们的激愤，婶母用短棒支着大木盆来捉猫，伯父见了猫也去打，因为伯父对于强者欺弱者，“折磨弱者”总是仇恨的。他在《朝花夕拾》第一篇《狗，猫，鼠》中说：“说起我仇猫的原因来，自己觉得是理由充足，而且光明正大的。一，它的性情就和别的猛兽不同，凡捕食雀鼠，总不肯一口咬死，定要尽情玩弄，放走，又捉住，……颇与人们的幸灾乐祸，慢慢地折磨弱者的坏脾气相同。二，它不是和狮虎同族的么？可是有这么一副媚态！”我们因而也恨上了猫，到如今我见了猫还很讨厌！

伯父是很尊敬劳动人民的，记得那时家里用着一位工友名叫齐坤，伯父便不许我们小孩子叫他齐坤，要叫他齐爷。当时在我小小心灵中就觉得很不自然，心想着“齐坤又不是我们的爷爷，为什么要叫他齐爷”？就跑到伯父跟前去问，伯父便拉着我的手说道：“你不知道小孩要尊敬大人么？齐坤比你们年长一辈，那么就该尊敬称呼他为齐爷，明白了么？”我说：“啊，明白了！”说完便蹦跳着远去了。

我和我亲爱的伯父虽然相处不久，但是从他的言行和遗著里，我得到的教育确实不少。假如他今日仍然健在的话，能看到祖国这样一日千里的进步情况，将要怎样的快乐呀！能看到我生活在自由幸福的天地中，将要怎样的快乐呀！

（《西北大学简报》）

我先后写关于鲁迅的事情的文章很是不少，有时心里不免感觉惶恐，生怕被人家说是写八股。但是我既然是立意报告事实的，那么这倒也还无大妨碍，因为八股与事实总是有点不同的。我所真心害怕，虽是同时也是专诚期望的，乃是有人出来，给我指出所报告的事实的错误，这于个人诚然不免不快，但于读者们是很有益处的。可是我等待了几年，一直碰不着这个运气，我心里不免有点悲哀，深感到自己是老了，能够知道我同时候的那些事情的人也几乎快要没有了。这是老人的普遍的寂寞之感，我平常虽是不在乎，但究竟也难免有时候要感到的。

近日有一位朋友送我一本《呐喊分析》，乃是同乡许钦文先生的新著，在《阿Q正传》这一章里谈到“老萝卜”，对于我的话加以纠正。我看到了当初非常高兴，因为我所期望的事终于遇到了。许先生既是同乡，年纪比我大概也止差了十岁吧，对于绍兴这地方，清末这时代，他所知道的一定比我是只会多不会少的。可是结果他还是没有纠得对，我又不得不大为失望了。《阿Q正传》第五章上说阿Q爬进尼庵的园里去偷萝卜，我以为春尽夏初的时节，园地里的萝卜是不可能有的。我以为如照事实来讲，阿Q在静修庵不可能偷到萝卜，但是那么也将使阿Q下不来台，这里来小说化一下，变出几个老萝卜来，正是不得已的。许先生却有点了解错了，似乎觉得上文是说老萝卜一节是《阿Q正传》的“瑕疵”。他所以加以纠正道：

这里“而且”这一段话，与我所说萝卜是不得已的小说化，并无多大差别，所以可以不必多说。关于“首先”那一段，我原来的话是这样的：“在阴历四五月中乡下照例是没有萝卜的。虽然园艺发达的地方春夏也有各色的萝卜，但那时代在乡间只有冬天的那一种，到了次年长叶抽薹，三月间开花，只好收萝卜子留种，根块由空心而变成没有了。”许先生的老萝卜无论是留种也罢，吃不完剩下也罢，反正留在地里，到了春天都要开花结实，这么一来，根部就空，不成其为萝卜了。我说没有是说萝卜的根块，若是上边的茎叶，那么总是存在的。我们吃现成萝卜人的话或者不尽可信，那么且看专门家怎么说吧。一九五二年出版的徐绍华的《蔬菜园艺学》第十八章，说萝卜采种云：

“首先我们要看清楚，这里萝卜上面还有一个"老’字。在江浙一带，这种时候，市场上的确很难见到萝卜了，但在菜地里可能有老萝卜。这有两种原因，一，留种的；二，自种自吃的人家，吃不完剩留在那里。只知道坐在房子里吃现成萝卜的人才以为这种时候不会有萝卜。而且对于文学作品有些细节的看法，是不应该太拘泥的。”

“萝卜采种，不采收根部，任其在圃地越冬，至翌春开花结实，至荚变黄，乃刈下阴干而打落之。”又云：“冬萝卜若贮藏适当，可经数月之久。”可以知道萝卜如留在圃地，到了春天一定要开花结实，其根茎自然消失，这是“物理”，人力所无可如何的。如要保留它，那就要有适宜的贮藏方法，详细须得去请教内行人，但总之决不是去让它一直埋在地里，任其开花结实的。鲁迅在写小说，并不是讲园艺，萝卜有没有都是细节，不必拘泥，这一节我的意见与许先生并无什么不同，现在却只为了园艺的问题在这里吵架，倒也是好玩的事情。小时候虽然常在园里玩，拔生萝卜来吃，多少有过经验，看见过萝卜开花，知道不能再拔了来吃了，但究竟还不敢自信，从书本子上去请了园艺专家来做帮手，证明“翌春开花”的事实。但天下事尽多例外，如果在“江浙一带”，的确还有别的品种，上边开花结实，下边还有一块“老萝卜”，我为了增广知识，也是愿意知道的。不过话又说了回来，我所说过的事乃是以清末的绍兴为对象，别处的例固然足备参考，对于纠正事实也还有点不够了。

近日在《人民日报》（八月五至七日）见到了徐淦先生的《鲁迅先生和绍兴戏》，使我非常佩服，觉得是很出色的纪念文字。这于我也很有益处，因为它把阿Q所唱的“我手执钢鞭将你打”举了出处出来，这是我所说不清的，而且又将“只要昏君命一条”这一节话说得很清楚，和我所知道的文句完全一样，更增加我的喜悦了。它告诉我这是出于《龙虎斗》，而“抢姣姣，起祸留”，老丁（我们习惯读作老顶）的这一篇杰作则是出于《游园吊打》，引起我多少年前看“社戏”的愉快的记忆来了。我和京戏以至绍兴府下诸暨嵊县人的“徽班”，都没有什么情分，唯独对于这“文乱弹”的绍戏，至少对于有些戏文还有值得记忆的地方。因此对于作者提议，在纪念鲁迅的时节演出那几出戏，我是衷心表示赞成的。“高调班”虽是比较古，现在消灭了那是没有办法，“文乱弹”的绍戏还是存在，在这“百花齐放”的时代，让它有开花的机会，来比赛一下，那也是很好的事情吧。